从石勒的政治举措看十六国法统与汉晋复归

导语：石勒自称为其政治名号，始于于光初二年( 319) 正月与刘曜的交恶。这一交恶是刘聪与石勒对立沿袭的结果。随后石勒一度担忧"骗尊窃号，所取讥讽四方"。

性刺激其自号的是刘曜在同年( 319) 六月以"赵"为国号等的国制建设。这不仅使石勒新的招揽的平阳流人被鼓动，而且使其借以汇聚内部的"河北尊重"受到挑战。

赵元年( 319) 十一月石勒的自号还包括赵王、大将军、大匈奴三个有所不同系列的政治名号。石勒依春秋封国之例建国，又依"魏王在邺故事"，将赵王位视为即皇帝位的阶梯。石勒以赵王兼任大匈奴，是依汉国太子兼任匈奴之例，自置放储君之位。

太和二年( 329) 石勒灭亡刘曜政权后，先后称之为"天王"、即皇帝位，跨过汉国法统，以水 德承晋金德。与刘曜以"匈奴配天"有所不同，石勒恢复到华夏王朝的正统轨道上。

总体而言，石勒基于历史法统建构政治名号。灭亡刘曜前遵循汉国、匈奴法统，其后重返周、汉、晋法统。

以后孝武 帝以十六国为"僭伪"之前，后赵在北方诸族心目中一般来说居住于"于是以号"之位。然而后赵"于是以号"的构成有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本文从石勒之政治名号的角度探究后赵政权的建构及其合法性运作。

刘聪、石勒之间的对立与汉昌元年刘曜、石勒的交恶汉昌元年( 318 ) ，汉国都城平阳再次发生靳准之内乱，汉皇帝刘粲被杀死，" 刘氏男女无少宽均斩杀于东 市"，靳准自称为"汉大王"，称之为藩于东晋。之后，靳准的平阳政权在刘曜、石勒的东西夹击之下瓦解， "平阳士女万五千归入曜"，"刘曜徙都长安，其平阳以东地入石勒，勒平朔方，又改置朔州"。

汉国崩溃后，刘曜占据五部贼各，石勒攻占并州，二者在族群与地理上构成僵持态势。图一刘曜汉国的法统为刘曜所承继，于同年（318年）十月即皇帝位。然而刘曜为刘渊族子，本不出即位 序列之中，其合法性来自于太保呼延 晏、太傅朱纪、太尉范隆等"上尊号"。而在汉昌元年，石勒为大将军，都督陕东诸军事等。

因而，若无石勒反对，刘曜由大臣"上尊号"而继位的路径资望严重不足。因此，刘曜于蒲阪继位的同时，"署 ( 石) 纳大司马、大将军......进封赵公"，意图笼络石勒，以交换条件其对政权的反对。

在刘曜所署职衔中，大将军为石勒既有官职，大司马为荣衔；十三郡之封，早已相比之下多达西晋时期的封制；由上党公进封为赵公，表格回应对石勒河北统治权的否认,加九锡更加在于指出石勒已非人臣。按此后石勒舍人曹横县在与刘曜言谈间称之为石勒为"大司马"，由此可知刘曜称帝并颁发石 纳职衔均为石勒所拒绝接受的。刘、石关系裂痕源自刘曜转变原订计划，对石勒"停车殊礼之授"，并杀死其使者，引起石勒"怒甚"。

石勒"怒甚"，指出他十分期望此次"殊礼之授"，特别是在是"赵王"之授牵涉到石勒统治者河北的合法性。对于刘曜停车"赵王"之授，石勒命令：穷兄弟之命刘家，人臣之道过矣，若微孤兄弟，不忍南面称之为朕哉! 根基既立，之后意欲物理量。天不助恶，使假手靳准。孤惟事君之体当资舜欲瞽瞍之义，故复尊崇令其主，齐好如初，何图长恶不悛，杀奉诚之使。

帝王之起， 始何常妖! 赵王、赵帝，穷奈何之，名号大小，岂其所节邪! 石勒此言"奉而行之故名令其"石勒使用"令其"的形式已成将其对刘聪、刘曜政权的观点月告谕宇内。在令中，石勒指出刘氏诸帝对其不公正的态度是有连贯性的。"根基既立，之后意欲物理量。天不助恶，使假手靳准"，这句话指向靳准之无以前的主 政者刘聪、刘贲。

晋怀帝永嘉二年（308年）刘渊称帝，重构汉国官僚体系，入贡授石勒持节、平东大将军、校尉、都督山东讨伐诸军事、平晋王，石勒开始在河北地区独立国家发展。永嘉四年（310）刘聪即位，石勒因应刘粲攻洛阳后，历经进军至石门渡河黄河，"南寇襄阳"，与江淮间的雍州流民帅王如、侯脱、严嶷登陆作战，"意欲有雄据江汉之志"。自石勒随汲桑举兵以来，除因应平阳政权五部贼各登陆作战之外，石勒长年以河北为疆场。永嘉四年、五年间，石勒在河北战场上并无过于大失利，之所以欲据江汉，或与平阳政权东向发展有关。

按《晋书·刘聪载记》所述，此时刘聪"遣( 刘) 贲及其征东王 隆、龙骧刘曜等率兵四万，长驱进洛川，欲出有轘辕， 周旋梁、陈、汝、颍之间，陷垒 壁百余"。刘 贲、刘曜东出有，固为妨碍西晋在洛阳以东的统治者，为随后不会攻打洛阳做到打算，但亦容许了石勒向黄淮地方的发展。

图二石勒刘聪、石勒之间的关系也在随后攻灭洛阳朝廷的行动及石勒杀死王弥等事件中可见。石勒理会张宾建议，退出经略江汉，转而北抵，先后歼灭从洛阳向东逃往的王衍二十万众及东海王越世子毗所亲率众人。经此二役，洛阳已无自保力量，可以说道，洛阳朝廷主要翻覆于石勒之手。

"不会刘曜、王 弥寇洛阳，洛阳既溃，纳归功隆、曜，欲出有轘辕，屯 于许昌。刘聪署勒征东大将军，纳固辞不不受"。在石勒早已攻灭西晋朝廷主力军队、洛阳已为空城的情形下，刘聪依然派出刘曜、王弥攻洛阳，似乎是不愿让洛阳落到石勒之手。

石勒不与王弥、刘曜众将，一方面是出于对刘聪朝廷的顾忌，另一方面也传达对刘聪朝廷权威的淡然。在将军号序列中，"征伐"要低于"镇""福""平"等将军号，将军前"大"，则与大将军、骠骑大将军位阶完全相同。

从刘聪朝廷的立场来看，署石勒为征东大将军是对石勒功劳的报酬，但石勒"固辞不不受"，则是在传送抗议之意。洛阳翻覆后，石勒与王弥僵持之势更加明显，石勒在招待王弥之时"手斩弥而并其众，启聪称之为隆放纵之状"。按《十 六国春秋· 后赵录 》所述，石勒与王弥对立的开端是"王弥既追洛阳，将先诛勒"。

《十六国春秋·后赵录》的史料来源极为简单，但石勒命僚佐撰《上党国记》《大将军居家 录》《大匈奴志》是其最重要的史料来源，可见这一故事情节是基于石勒的立场。按《晋书·刘聪载记》，在得知王弥为石勒所杀后，刘聪的反应是"大怒，入贡让纳专害公辅，若无上之心，又惧纳之有二志也，以弥部众配之"。石勒所启王弥"叛状"，并不为当事人刘聪所 拒绝接受。

从 "专害公辅，若无上之心"的评价可见刘聪仍然以石勒为潜在的叛汉者。"以弥部众配之"，不过是在面对刘琨、王浚、晋愍帝等势力之时，谋求与石勒之间的一段时间牵头，否认其既得利益而已。图三刘聪王弥之杀更进一步拉大刘聪与石勒之间的嫌 隙。此事之后，刘聪"署纳镇东大将军、督并幽二 州诸军事、领有并州刺史，持节、讨伐都督、校尉、开府、幽州牧、公本官"。

较之此前所授征东军师 军，镇东大将军已科左迁，刘聪借此传达反感之意。石勒虽然吞并王弥部众，但是并没取得刘 聪的获准占有王弥活动的楚、梁、陈、汝、颍之地。继王弥之后掌控楚、鲁的曹嶷"众十余万，临河改置 戍"，"石勒以嶷之思二也，请讨之。

聪又惮纳之 并齐，乃寝而弗许"。可见刘聪对石勒在幽、并之外的经略十分警觉，特别是在猜忌其对山东拥戴刘聪势力的吞并。刘聪署石勒为督并幽二州诸军事，领有并州刺史、幽州牧，意图使石勒反击西晋并州刺史刘琨、 幽州刺史王浚。

因平阳的五部贼各亦以刘琨为主要登陆作战对象，故而刘聪不愿颁发石勒在并州更大的权力，仅有以之为并州刺史。而幽州距平阳较近，刘聪暂未执着对幽州的意味著掌控，所以授石勒为幽州牧。刘聪在石勒杀死王弥之后的这一系列授，指出刘聪对石勒既防止又利用，企图驱走石勒与西晋瓦解势力登陆作战。

石勒回应心知肚明，前述令其 中"根基既立，之后意欲物理量"之语即指出石勒明白刘聪对其利用之意。石勒并王弥后，刘琨将石勒之母归还，并劝喻石勒"择有德而尊崇，随时望而归之"，"背聪则祸 除，向主则福至"，并颁发石勒"领护匈奴中郎将""兼任华戎之号"。刘琨的这一说服也许是敏锐地 做到了石勒与刘聪之间的对立，并企图以西晋朝廷的"领护匈奴中郎将"之职的除授彰显石勒对刘聪的核心势力五部匈奴的统治者合法性，打开石勒吞并刘聪之心。

石勒固然并未拒绝接受刘琨的除授，但旋即兵锋再度调头豫州诸郡，与司马睿建康政权僵持。这一战略自由选择，既是师父于刘琨，不愿兵戎相见，亦是不愿受限于刘聪的战略决定。此后石勒建都襄国，为攫取幽州，"奉表于浚，期亲谒 幽州命上尊号"。

石勒上尊号于王浚，虽然出自谋略，但是未顾忌刘聪的皇帝权威。曹嶷据有青州，叛变刘聪，"纳授嶷东州大将军、青州牧， 封琅妖公"。此举几近漠视刘聪朝廷的不存在。图四刘琨某种程度， 在灭亡洛阳朝廷之后，刘聪"承安百官，改置太师、丞相，自大司马以上七公，位均上公， 蓝綟绶，远游冠"，七公之中刘曜是名列最末的大司马，但是并无石勒之名。

可见在刘聪重构汉国 官僚体系之时，早已将石勒回避在最低领导层之外。而刘聪与石勒之间的对立在为首刘贲、刘曜与 王弥"周旋梁、陈、汝、颍之间"之时明显，加剧于灭亡洛阳朝廷时对石勒的敌视，公开发表于石勒杀死王 隆之后。

此后双方嫌隙已深，只是受制于汉、晋旗号之争仍在沿袭，而维系表面的君臣名义。《十六国春秋·后赵录》记 载有，嘉平三年（318）七月，"刘聪疾颇，以勒为大将军、录 尚书 事，不受遗辅政，纳固辞乃止"。"聪又遣其使人持节署纳大将军、持节钺，都督、侍中、校尉、二州牧、 公本官，增封十郡，纳受。"如前所述，刘聪既然已将石勒回避在"七公"及"录尚书事"之外，自 会真心实意入京石勒为顾命大臣。

此时晋愍帝关中政权、刘琨并州政权均已灭亡，维系刘聪与石勒 之间合作关系的外部条件早已消失，双方随时可再次发生对付，所谓"不受遗辅政""署纳大将军"等只是 一种姿态，其目的在于笼络石勒，使其不出新的君即位时夺权。石勒"固辞""不不受"，乃已指出独立国家于平阳朝廷之意。

石勒令中"天不助恶，使假手靳准"之语，早已几近恶魔，可见石勒对刘聪愤恨之浅。正因前有与刘聪之间对立的加剧，故而当刘曜称帝署石勒为大司马、大将军，又加九锡、进封赵公，石勒一时间丧失对付的合理理由，被迫采行忍耐的政策，拒绝接受刘曜官爵的除授，这乃是石勒令中"故复尊崇令其主，齐好如初"所描述的政治处境。

刘曜承继了平阳政权的法统，也承继了平阳政权与石勒之间不能调和的对立。与刘聪时代互为 比，刘曜即位的合法性严重不足，其与石勒间的君臣名义堪称变得名不副实，而且在地缘政治上，刘曜宽 福政权与石勒襄国政权已呈圆形僵持之势，因而刘曜与石勒之间的关系更为薄弱。

刘曜"停车殊礼之授"、追捕石勒使者，乃是担忧长安残弊为石勒使 者所侦知，引起石勒"重叛乘舆"。刘、石之间早已高低易势。作为君主一方的刘曜更为脆弱、轻动。

刘曜的这些行径在石勒显然，并非是其个人的无意间之荐，而是沿袭了刘聪以来的一贯政策，因而石勒在令中称作"长恶不悛"。刘曜"停车殊礼之授"后，石勒旋即命令打算自号"赵王""赵帝"，但直到确实实施，其间宽约十个月之幸。

这是因为社会观念为"自古以来诚无 戎人而为帝王者"，石勒担忧"骗尊窃号，所取讥四 方"。性刺激石勒下定决心称之为赵王的是刘曜在光初二年（319）六月的国制建设。刘曜承继了平阳政 权的法统，以"匈奴配天"，以"赵"为国号。

对于石 纳而言，不仅其新的招揽的平阳政权的流亡海外人口更容易 被鼓动，而且其借以汇聚集团的河北地域尊重也不受 到挑战，故而必需针锋相对地高举"赵"旗号。赵元年（319）十一月石勒的政治名号还包括赵王、大将军、大匈奴三个有所不同系列 的 名 号。

"赵王"之号根基于石勒之"赵公"及更加早于的"上党公"爵位。石勒以春秋封国之例解决问题了其建国的无以 题，同时又以汉魏禅位前的"魏王在邺故事"，将其封国、王位视为攀上皇帝之位的必定阶梯。

"大将军"则是掌控朝政的官号，对应于石勒政权的创办过程。"大匈奴"领有六夷，在汉国制度中例 由太子担任。石勒以赵王兼任大匈奴，正是将自己置放将要后半段最低皇权的储君之位。

太和二年（329）石勒灭亡刘曜政权，取得传国 玉玺、金玺，称之为"天王"。建平元年（330）石勒即皇帝位。这一承继源于西晋法统。

可见石勒政权辟 构的最终目标依然是后半段周、汉、晋，即恢复到华夏王朝的正统轨道上。这与刘曜政权以"匈奴配天"是两条有所不同的历史道路。总体而言，石勒是认同法统的，称之为天王前遵循的是汉国法统、匈奴法 征，称之为天王后则认同周、汉、晋法统。

图五平阳城刘曜称之为"赵皇帝"与石勒称之为"赵王"《资治通鉴》将刘曜、石勒交恶之事系年于刘曜光初二年（319）二月。从汉嘉平二年（312）七 月建襄国开始至光初二年，石勒已占有 幽、冀、并、司、豫、兖、青、徐八州的全部或大部。

在这一区域内，石勒创建了事实上的政权，"以幽冀渐平，始下州郡阅实人户，户赀二匹，出租二斛"，奠定了赋税征税制度。石勒令中所言"赵王、赵帝，穷奈何之，名号大小，岂其所节邪"，亦 已具体重申不不受刘曜镇抚，而要奈何"赵王""赵帝"的名号。

然而，石勒自称为赵王却要等到光初二年十一月。可见石勒称之为赵王要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据《十六国春秋·后赵录》记述，刘曜"停车殊礼之授"后，征虏将军石虎，左右长史张敬、张宾等上疏曰:大司马虽位冠九台，非霸者之号，请求改名大将军、大匈奴、领有冀州牧、赵王，依魏王在邺 故事，以二十四郡、户十九万为赵国。

《资治通鉴》将此上疏系石勒称之为赵王之前。然而《晋书·石勒载记上》中 记载了两次僚属的上疏，一次在石勒命令自号为 "赵王""赵帝"之后，一次在月称之为赵王之前。

按 上引上言文中所述"大司马虽位冠九台，非霸者之号"之语，可推测《十六国春秋·后赵录》中所载 包括第一次上疏，或为两次上疏的所写。对于第一次上疏，《晋书》记作"石季龙与张敬、张宾及诸 将佐百余人劝勒称之为尊号"。上谓之《十六国春秋·后赵录》所载疏文的核心之处在"大司马虽位冠九台，非霸者之号"，即退出 刘曜所授职衔，改回自称为大将军、大匈奴、领有冀州牧、赵王。《晋书》载有石勒对此次上疏的下书中将自己比作周文王、齐桓公。

周文王之典意含殷、周易代，齐桓公之典寓意尊王霸主。石勒下书对石勒集团在汉国中的方位及其南北的辨别，与石虎等人上疏并无二致，即先为"霸者"，再改朝换代。但是另一方面，石勒在此下书中的口气与前引令中几乎有所不同，不仅不声称 要自号为"赵王""赵帝"，而且要对敢言者"刑兹 无赦"。

可见石勒对于自号赵王之事仍有犹豫。按下书中所述，石勒的担忧之处在于"骗尊窃号，所取讥讽四方"，意即对社会的接受度信心不 脚。

依石勒的辨别，在其称王后，四方将不会采行嘲笑的态度。石勒的这一担忧由来有自。

在石勒并 王弥后，刘琨曾入贡招降，遗其书中云"自古以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者，至于名臣建功业者，则有之 矣"，又言"安危决在获得者，胜败要在附有；获得者则为义兵，附逆则为贼众。义兵虽大败，而功业无以成; 贼众虽克，而终归殄灭"。刘琨立论的主要根基是"自古以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 者"，及"获得者" "附逆"之辨。

石勒虽然没在政治上归降刘琨，但是却受到刘琨所论的影响。在尊崇王浚为天子的奉表中，石勒说：勒本小胡，出于戎裔，值晋纲弛御，海内饥乱，贫病屯厄，陷命冀州，共计相帅通，以救性命。

今晋祚沦夷，远扬吴会，中原无主，苍生无系。伏惟明公殿下，州乡喜望，四海所宗， 为帝王者，非公复谁? 纳所以捐躯命、兴义兵诛杀骚乱者，于是以为明公驱走尔。

图六王浚石勒借以劝说王浚的理由正是"出于戎裔"的"小胡"无法为帝王。在与王浚的面议中，石勒 舍人王子春又以"自古以来贤胡人而为 名臣者实无之，帝王则并未之有也，石将军非所以凶帝王而让明 公也，顾取之不为天人之所许耳"之语萌生了王浚的顾虑。"自古以来贤胡人而为名臣者实无之"已是当时社会之共识。石勒固然可以借以观念欺骗王浚，隐蔽自己称之为帝王的意愿，但是当他自号赵王时，却被迫面临这种社会的广泛观念。

这是石勒在命令要称之为赵王、赵帝后，却又扬言对僚属者 "刑兹无赦"的原因。从石勒命令即将自称为赵王、赵帝到确实实施，其间宽约十个月的时间。颇疑性刺激石勒下定决心 的是刘曜在当年六月的一系列国制建设。

汉昌元年（318） 十月刘曜即位，年号光初，徙都长安。次年（319）正月，刘曜与石勒交恶。六月，刘曜"纂宗庙、社稷、南北郊。

以水承晋金行，国号曰赵。宰杀牡尚白，旗帜尚玄，匈奴配天，元海配上上帝"。

如前所述，刘曜政权疆域不及平阳以东，更加将近赵 地，却"国号曰赵"。对于这一充满著对立的措施，罗新指出是针对石勒，以 此驳斥其在河北的统治者。

赵地为石勒的显然之地。在经过永嘉四年、五年间( 310-311) 的战略游离期之后，石勒将目光放到邺城，但张宾力主以邯郸、襄国为都。

邯郸、襄国西晋时俱科广平郡，但在两汉时期科赵国。襄国，秦汉之际称信都，为张耳、陈余所而立赵王歇之都。

邯郸堪称战国时代赵国都城。由此可知邯郸、襄国为赵地的核心地域，又坐落于太行山东麓、漳水以北，故而张宾称之为其"依山凭险，山川之国"。图七十六国形势图在立都襄国之后，石勒开始移民于此。移民中有非常部分来自于平阳政权必要掌控的户口。

汉麟嘉元年（317）七月，"平阳大饥，流叛丧生十有五六，石勒遣石就越亲率骑马二万，屯于并州，以怀抚 叛者"，"平阳饥甚，司隶部人奔于冀州二十万户， 石越招之故也"。平阳人口总数中的十分之五六流叛丧生，其中有许多流向石勒治下，再行再加司隶部人二十万户流亡海外冀州，由此可知刘聪政权下非常数量的人口早已为石勒所占据。此举挽回了汉国的国本。

刘聪"使黄门侍郎乔诗让纳，纳不受命，潜结曹嶷，规为鼎峙之势"。刘聪、石勒间的对立 随着麟嘉元年（316）的人口争夺战问题更为加剧，已是"鼎峙之势"。在汉昌元年( 318) 反攻靳准的战争中，"平阳大尹周置等亲率杂户六千归降纳，巴帅及诸羌羯降 者十余万堕，徙之司州诸县"。按刘聪嘉平四年（314）正月所定制度，"匈奴左右辅，各主六夷十 万堕，万落置一都尉"。

叛于石勒的平阳大尹周置等所率杂户、巴帅及诸羌羯，均为匈奴左右辅所 主六夷之佩。刘曜承继了平阳政权的法统，对于这些不久前从平阳流亡海外的六夷，仍有极大的影响 力，其以"赵"为国号，堪称在地域空间上将其影响力不断扩大到六夷所流亡海外的赵地。刘曜以"匈奴配天"，利用历史上的匈奴权 威，唤起六夷的族群尊重。

对于石勒而言，这不仅 使其新的招揽的平阳政权的流亡海外人口更容易被鼓动，而且借以汇聚集团的河北地域尊重也受到挑战。按照陈勇先生的研究，石勒军团乃至国中的羯胡，以并州流寓于河北的胡人居多，石勒进军河北后， 以河北为新的地域联系，创建了打破本籍、门第、民族的精神纽带，使其内部成员以求汇聚。《晋 书·石苞记》载有："苞曾孙朴字玄真为，为人谨厚，无他材艺，没于胡。石勒以与朴同姓，俱出有河北，谓之 朴为宗室，特加优宠，位至司徒。

"石朴本籍为冀州渤海南皮，石勒本籍为并州上党武乡，谈不上 "俱出有河北"。石勒之姓名为汲桑所命，并非其本 名，石勒与石朴视之为同姓。石勒谓之石朴为宗室， 固有笼络之意，然而按《晋书·刘琨记》所述，"时勒及季龙得公卿人士多杀死之，其闻擢用，终使大官 者，唯有河东裴宪、渤 海石璞、荥 阳郑系、颍川荀绰、北地傅畅及群、悦、谌等十余人而已"。

从石 纳对西晋公卿人士的态度可见，石勒并无攀援魏晋低门之意。故而石勒谓之石朴为宗室所体现的是石勒的河北本位意识，"俱出有河北"才是石勒认同感的来源。从赵王、大将军、大匈奴到天王、皇帝《晋书·石勒载记》记述石勒称之为赵王之前，石虎及左右长史张敬、张宾等一百二十九人的上疏，疏文的主旨在于劝说石勒即皇帝位，所举理由"物望见刘氏、威怀于明公者十分而九"，指出石勒要代替的是刘氏，即汉、赵之天下。疏文的后半部明确提出以二十四郡创建赵国，其中河内等十一郡为追加，赵国等十三郡为刘聪所封三郡及刘曜增封十郡。

疏文称之为"请求依刘备在蜀、魏王在邺故事"，《十六国春秋·后赵录》所载疏文亦言"依魏王在邺故事"，即在禅位前，在被禅位的王朝之内先行建国，这是汉魏禅位、魏晋禅位的一般来说程序。疏文虽然指向"即皇帝位"，但是才会在原有王朝内先行已完成封国、封王等程序。由此可见，石勒称王，并非自号，而是依然要利用汉国法统。

值得注意的是，石勒否认的是光初二年（319）正月石勒与刘曜交恶之前的汉国官爵。此后，一方面，刘曜"停车殊礼之授"，仍然颁发石勒新的职衔；另一方面，在石勒显然，刘曜改为国号为赵，意味著汉国法统的落幕，石勒必要承继汉国法统，漠视刘曜之赵国的不存在。

因此，在石勒的立国论 ，其所处的天下是虚君的天下，所处之世，为春秋之世，其所能奠定的是封国疆域"南至盟津， 西达龙门，东至于河，北至于塞垣"，并"依春秋 列国、汉初侯王每世称元，改名赵王元年"，"初建 社稷，而立宗庙，营东西宫"。可见，石勒所称之"赵王"，相结合的是赵国，而赵国只是类同于春秋、汉初的诸侯国。在赵王之上，理论上还若有皇帝或天子的不存在。因此，石勒以春秋封国之例解决问题了其建国的难题，同时又以汉魏禅位前的"魏王在邺故事"， 将其封国、王位视为攀上皇帝之位 的必定阶梯。

因邺城亦正处于石勒治下，"魏王在邺故事"彰显了 邺城在赵国政治中的类似方位。在张宾为石勒规划的政治地理中，再行以邺城为建都选用，其言曰: "邺有三台之宜，西相接平阳，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势，宜北徙据之。" 其后因邺城无法攻克，故张宾 转而建议建都邯郸、襄国，参见上文。

晋愍帝建兴元年（313），石勒夺下邺城，邺城再行一次转入石 纳、张宾的战略视野。石勒说道："邺，魏之旧都，吾将建。

既风俗殷杂，须贤望以绥之。" 可见邺 城在石勒境内具备风俗导向性意义，为人心之所系，故而 当石虎被委任为魏郡太守，镇邺三台，《十六国春秋·后赵录》曰石虎"基谋之咲，兆于此矣"。图九匈奴匈奴在现实政治中，抵挡着石勒，使其逗留在赵王、大匈奴、大将军位阶上的力量，是承继了汉国 法统的刘曜政权。

石勒太和二年（329）灭亡刘曜政权，取得传国玉玺、金玺、太子玉玺。歼灭作为汉国后继的刘曜政权、取得皇帝玺绶，在遵循汉国法统的政治语境中，是石勒迈上皇帝之位的必要条件。石勒之所以称之为"天王"而非"皇帝"，乃是另有犹豫。

值得注意的是，在石勒晋升为天王之时，亦制订其王朝在五德中的方位，"以赵承金为水德，旗帜尚玄，宰杀牡尚红，子社丑腊"。这不仅坚称了刘曜政权的正统性，同时还坚称了刘渊以来汉国的正统性，将赵的正统性必要创建在对晋之金德的天理关系上。

同年（330），石勒即皇帝位。这一承继，大自然是源于西晋的法统。《晋书》载有: "纳以成周土中，汉晋旧京，复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阳为南都，置行台治书侍御史于洛阳。

" 由此可见，石勒政权建构的最终目标依然是后半段周、汉、晋，即恢复到华夏王朝的正统轨道上。这与刘曜政权以"匈奴配天"是两条有所不同的历史道路。总体而言，石勒是认同法统的，称之为天王前遵循的是汉国法统、匈奴法统，称之为天王后则认同周、汉、晋法统。

结论：汉昌元年（318）靳准之无以再次发生后，刘曜修复 五部匈奴政权，因其统治者合法性严重不足，故而尊石勒 以大司马、赵公等官爵，企图以此交换条件石勒对修复 政权的反对。光初元年（319）正月，双方关系因刘曜对石勒"停车殊礼之授"而裂痕。"殊礼之授"的核心是"进封赵王"，这牵涉到石勒统治者河北的合法性。刘、石交恶是刘聪与石勒对立的沿袭。

二者间的对立明显于永嘉四年、五年间，刘聪派刘 贲、刘曜与王弥"周旋梁、陈、汝、颍之间"，断裂石勒的发展空间; 加剧于灭亡西晋洛阳朝廷时对石勒的 敌视; 公开发表于石勒杀死王弥之后。此后双方嫌隙日浅，只是受制于汉、晋旗号之争仍在沿袭而维系表面 的君臣名义。刘曜承继了平阳政权的法统，也承继了平阳政权与石勒之间不能调和的对立。

图八曹魏邺城在石勒称之为赵王的这段时间里，一直以邺城为念。趁此机会石虎以匈奴元辅镇邺城，八年（326）"纳既将营邺宫"，又"以弘镇邺，配上禁兵万人，车骑所统五十四营悉配上之，以骁骑领门臣国子王阳专统六夷以辅之"。石弘为赵王世子，而石勒又以羯胡禁兵及六夷的主力转镇邺城，至为石勒以邺城为其治下"国人"之显然。

石勒对邺城的执念，固然有政治地理的因素，但是"魏之旧都""魏王在邺故事"的象征意义亦是其在为赵王时期无法释然的。某种程度，石勒的这一尊号运作程序亦为石虎所遵循，"为 丞相、魏 王、大匈奴，加九锡，以魏郡等十三郡为邑，总摄百揆"。

石虎以邺城为据，以魏郡等十三郡为魏 国，称之为魏王，由此迈进天王之位。赵元年( 319 )，石 纳命记室佐明楷、程机所撰《上党国记》，中大夫傅彪、贾蒲、江轨撰《大将军 起居注》，参军石泰、石同、石谦、孔隆撰《大匈奴志》。此中可见石勒对其政治权力来源的故事情节。

"赵王"之号根基于"赵公"及更加早于的"上党公"之爵位，故而撰《上党国记》。"大将军"则是掌控朝 政的官号，对应于石勒政权的创办过 程，故撰《大将军起居注》。"大匈奴"原为南匈奴匈奴世系尊卑，屠各刘豹假造世系后，由刘渊、刘聪、刘贲 父子授受，石勒并无即位的资格。石勒之"大匈奴"号，其理据在于刘聪嘉平四年（314）所定"匈奴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堕"的制度。

既然平阳政权中的六夷早已大部归入石勒，石勒大自然自动享有"大匈奴"之权势，故而撰《大匈奴志》。值得注意的是，以汉国制度，大匈奴在皇帝之下，事例颁发太子。

在嘉平四年的制度中，匈奴机构只领有六夷，而不领五部匈奴。因而，石勒之大匈奴在汉国制度中并非最低称号，而是由太子例领。石勒为赵王、大匈奴，正是将自己置放将要后半段最低皇权的储君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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